弄清楚桃林的由来，便很容易理解，周武王克商休牛放马的所谓“桃林之野”指代的同样也是这个区域，这从后世讨论“桃林之野”位置多征引《山海经》和郭璞等晋人注疏为证中颇易推知。如《史记》卷4《周本纪》裴骃《集解》引孔安国曰：“桃林在华山东。”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桃林在陕州桃林县西。’《山海经》云：‘夸父之山，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广员三百里，中多马，湖水出焉，北流入河也。’”《史记》卷55《留侯世家》司马贞《索隐》引“晋灼云：‘在弘农阌乡南谷中’。”又引“《十三州记》：‘弘农有桃丘聚，古桃林也’。《山海经》云‘夸父之山，北有桃林，广三百里’也。”《汉书》卷40《张良传》颜师古注曰：“《山海经》云‘夸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广围三百里’，即谓此也。其山谷今在阌乡县东南，湖城县西北，去湖城三十五里。”《吕氏春秋•求人》甚至径称这一区域为“夸父之野”。
此外，还可以从有关地名中看出这一带与周武王克商休牛放马的联系。《后汉书》志19《郡国一》弘农县：“有桃丘聚，故桃林。”刘昭注引《博物记》曰：“桃林在湖县休与之山。”休与之山即《中次七经》苦山之第一山“休与之山”。郭璞注：“与或作舆。”毕沅说：“山在今河南灵宝县。”《初学记》引张华《博物志》：“桃林在弘农湖县休马之山。”《艺文类聚》卷6作“休牛之山”。清光绪《阌乡县志》卷1《山川》云：“休马山在弘农湖城，周武王归马处。”马、与声韵相近，牛、与声之转，故休与（与）、休马、休牛应为一山异名，在今灵宝阳平镇东南。又《魏延昌地形志》记恒农县有牧马泽。《资治通鉴》梁武帝大同三年（537年）作马牧泽，胡注盖即桃林塞之地。灵宝豫灵北原村出土《唐故银光禄大夫前汝南郡太守杨公（仲嗣）墓志》及《唐故吏部郎中杨公（仲昌）墓志》则作“牧马原”，即今灵宝豫灵镇东北鸡子岭。由此可见，桃林之野与《山海经》桃林为同一区域地名，也是周武王克商休牛放马之地。
据文献载述，桃林在西周时是周王室的一个著名官营畜牧区。《尚书·武成》：“武王伐殷，往伐归兽。”孔安国传：“往诛纣克定，偃武修文，归马牛于华山桃林之牧地。”《礼记·乐记》：“武王克殷反商……济河而西，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车甲衅，而藏之府库而弗复用，倒载干戈，包之以虎皮，将帅之士使为诸侯，名之曰‘建橐’。”司马迁《史记》卷24《乐书》记载此事仅在个别字词上有所调整。又卷55《留侯世家》记楚汉战争关键时刻，张良谏说刘邦：武王“放牛桃林之阴，以示不复输积，今陛下能放牛不复输积乎？”《正义》：“桃林在华山之旁，此二处并是牛马放生地，初伐就此取之，今事竟归之前处，故《尚书·武成篇》序云‘武王伐殷，往伐归兽’是也。”《尚书正义》孔疏：“此是战时牛马，故放之，示天下不复乘用。”这些牛马既是“战时牛马”，说明绝非野生。以武王伐纣时取之于华山之南和桃林地区，胜利返程时又归马放牛于此来看，桃林在商末周初已是周人主要的官营畜牧区。这里马多成群，又杂少许野马，因而西周时屡出良马。《史记》卷43《赵世家》记云：“造父幸于周缪王。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骝、绿耳，献之缪王。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缪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水经注·河水》：“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武王伐纣，天下既定，王巡狱渎，放马华阳，散牛桃林，即此处也。其中多野马，造父于此得骅骝、绿耳、盗骊之乘，以献周穆王，使之驭，以见西王母。”这就是说，至西周中期桃林已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盛产优良马种的著名牧场，深受周天子青睐。
当然，桃林也是西周时期关中通往中原的重要交通隘道，牛又是当时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作为周武王克殷休牛之地，桃林自当具有一定的军事后勤乃至防御性质。郭璞《山海经图赞》“桃林”诗赞曰：“桃林之谷，实惟塞野。武王克商，休牛风马。阨越三涂，作除西夏。”郭璞在这里指出了桃林固有的“塞野”“隘道”特点，但同样并没有说武王克殷休牛在此建函谷关。
至于以老子“至关”之事来证明函谷关为周关，实是一种误读。《史记》卷63《老子列传》记云：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司马迁未记老子“至关”是哪一年，也未说明是何关，《史记》索隐及正义解“至关”为函谷关或散关。散关远在关中西端宝鸡，为自秦入蜀要隘。函谷关在关中东端灵宝，正当由周至秦之路，故现今学者基本同意此关应为函谷关。“至关”时间，《太平经》《郡斋读书志》说是在平王四十二年（前729年）或四十三年（前728年），《混元圣纪》、《太上老君年谱》等道书则称是在昭王二十三年或二十五年。函谷关内现存《元大德四年重修太初宫碑》云在昭王二十五年。西周昭王在位只有十九年，没有二十三年或二十五年，此昭王当以楚昭王而论，则分别是前493年或前491年。樊光春则将老子至关入秦年份推定在周敬王三十二年（前488年）。老子是春秋时人，与孔子同时代，已为学界共识。当老子之世，尚未置函谷关。汪中《老子考异》说：“函谷之置，书无明文。当孔子之时，二崤犹为晋地，桃林之塞，詹瑕实守之。”蒋伯潜亦说：“函谷关不知置于何年。但孔子之时，二崤固尚属晋也。老子如与孔子同时，固尚无函谷关也。”既无函谷关，何言老子“至关”？不过，函谷关所在自古就是一个重要的交通险隘，司马迁泛指为关，也不为过，但要因此认为老子之世已设置函谷关，就当别论了。
二 “桃林塞”并非秦函谷关，而是春秋晋国建立的一道绵延的防御体系
桃林塞之名，最早见于《左传》文公十三年（前614年）：“春，晋侯使詹嘉处瑕，以守桃林之塞。”杜注：“詹嘉，晋大夫，赐其瑕邑。令帅众守桃林以备秦。”这是桃林设塞驻兵戍守的最早记载。
桃林塞既因桃林名塞，不言而喻自在桃林范围。而桃林面积较为广阔，桃林塞又究竟指何处？古今学者对此大体有两种认识：一是点的解释。清代学者高士奇、顾栋高谓桃林塞即函谷。晋代杜预、唐代孔颖达、杜佑等则认为桃林塞是古潼关；一种为面的解释。唐代张守节、李吉甫、宋代王应麟及现代史念海、谭其骧等主张桃林塞指今灵宝以西至潼关以东
地区。
中国古代关、塞往往并称，在表示险要地方，往来必经要道这一语义上，二者等同。但关、塞的具体形式，亦即基本含义，却不大一样。“关”者，《说文·门部》云：“關，以木横持门户也。从门。”本义是指门闩，又引申为关口、要塞，“关，往来必由之要处”。古时设关以司启闭，控扼交通咽喉，管制人员、物资出入，故关是点状防御设施。“塞”，《说文·穴部》：“塞，隔也。”本义为屏蔽，引申为绵延修筑的一条或一段用以阻塞、壁障的防御设施。《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上》：“赵武灵王……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又指可据守的险要之处。《尚书·秦誓序》注云：“筑城守道谓之塞。”《吕氏春秋》卷13《有始》：“山有九塞，泽有九薮。”高诱注：“险阻曰塞。”因古代许多险关要隘多为边界防守的重点，故“塞”又指边境、边塞，可见，塞的基本功能是凭据险要之地以绵延的防御设施阻隔内外往来通过，属于线状防御。塞的出现，似早于关。崤、崤阪是《吕氏春秋》等史籍记载中国最早的“九塞”之一。前627年秦晋崤之战，晋利用崤山险阨败秦。《尚书·秦誓》：“秦穆公伐郑，晋襄公帅师败诸崤，还归作秦誓。”孔颖达《正义》云：“崤，晋要塞也。杜预云：‘殽在弘农渑池县西。’筑城守道谓之‘塞’，言其要塞盗贼之路也。崤山险阨，是晋之要道关塞也。从秦向郑，路经晋之南境，于南河之南崤关而东适郑。”桃林名“塞”，与崤山之险称“要塞”，“要道关塞”，其意相同。桃林地势险峻，森林密布，是易守难攻的山险、道险之地，故以塞名之。《水经注》卷4《河水》引《三秦记》曰：“桃林塞在长安东四百里，若有军马经过，好行则牧华山休息林下，恶行则决河漫延，人马不得过矣。”《雍录》卷6《桃林》：“塞以阨塞为义……函、关之间，凡数百里，其中行路，皆扼束河、山，状皆数函，故名之为塞。”《类编长安志》卷7《关塞》桃林塞条载：“春秋时晋詹嘉处桃林之塞。《三秦记》：‘塞在长安东四百里。’虢之阌乡矣。县东南十里有桃源，古之桃林，周武王放牛之地。函谷间皆扼束河、山，故云塞尔。”可见，《左传》所言桃林塞非指某一具体关隘，而是晋国在桃林范围内，凭险据要，建立的一道绵延的防御体系。史念海说：“桃林在今陕西潼关，迤东且至于河南灵宝。这个桃林曾长期成为要塞，面积是不小的。”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１册《西周时期中心分区图》《西周·宗周、成周附近》《春秋·晋秦》图，也将桃林塞地望标注在今灵宝以西至潼关以东地区。这都是中肯之见。
由原来的桃林、桃林之野发展为军事防御性质的桃林塞，历来被认为是中国关塞建设史上一件大事。顾栋高曾据此提出著名的“春秋列国不守关塞论”，认为春秋时代列国虽设关塞，“然是时禁防疏阔，凡一切关隘厄塞之处多不遣兵设守，敌国之兵平行往来如入空虚之境”。而“詹嘉处瑕”守桃林塞，则是“天下之险，必待纷纭有事而后遣将设守”的典型史例，故《左传》要“重书于册”，标志着古代从“不守关塞”向“守塞”设防的转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晋国、秦国长期矛盾引起。春秋中期以降，晋国灭虢吞虞，占领桃林、崤山后，与矢志东进的秦国矛盾激化。秦康公六年（前615年），为雪令狐战败之耻，秦军渡河伐晋，夺取晋边邑羁马（今山西芮城风陵渡西北），与晋军对阵于河曲（今风陵渡黄河拐弯处），稍事交锋后，各自撤退。秦军出境后，再次南渡黄河，“复侵晋，入瑕”。晋国高度警惕，遂派军将此夺回，并使詹嘉驻扎瑕地，防守桃林之塞。
据顾炎武考证，瑕、胡音同，瑕、胡是同地异名，瑕即《汉书·地理志》之湖，在今灵宝阳平镇王家岭北南寨子村，北依黄河，东临古湖水（今阳平河），西、南两面紧靠高达百余米的王家岭断崖。从地理位置上看，此地正处在桃林塞西口，由此向西约40余公里有依傍绝涧的黄巷阪和形势险峻的古潼关，构成瑕地东端的保护和屏障。向东约10余公里，就是道路“劣通”东西十五里的函谷谷道，成为瑕地西端的依托与支持。古代要想东去洛阳和西去关中，都须通过此地。瑕地所在大体居于二者之间靠西的位置，可以方便地控制灵宝至潼关纵深的黄河南岸之狭长谷地，在交通上具有绾彀东西大道的价值。孔颖达《左传正义》说：“桃林之塞在南河之南，远处晋之南竟。从秦适周，乃由此路。使詹嘉守此塞者，以秦与东方诸侯远结恩好，及西乞聘鲁，亦应更交余国，虑其要结外援，东西图己，故使守此阨塞，欲断其来往也。”在南寨子村北150米处，至今尚存一条宽约10余米、高100余米，两壁峭立的壕沟，当地老人称为周秦古道，亦叫老洛潼公路。古代东西交通，即循此壕沟而行，经久不衰。依托瑕地为据点，再借助桃林塞本身绵延的险要，可达到据险与扼要的军事防守目的，形成点线结合、互为依托的整体防御体系。
由于瑕地交通和防御地位十分重要，所以晋献公灭虢后，为守卫新辟疆域，遂在此筑城置县，属晋惠公“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之一。“列城，犹列国，言是城之大者。”春秋中后期，随着秦国国势的日趋兴盛，以及由此触发的晋秦矛盾的激化，为防止秦国东进，晋国利用原有的瑕邑，很可能还作了必要的补苴和坚固，作为戍守和控扼桃林塞防御体系的中心和前沿要地，派军驻防守卫，自当是一种很合理的选择。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谓：“瑕邑即桃林之塞。”正道出了瑕地在整个桃林塞防御体系中的中心地位。而具体的防御形式，则是利用桃林“扼束河山，状皆数函”的天然隘道和人工城邑，共同组成了一道绵延的“城”“道”结合的边境防御体系。其结果诚如顾栋高所说：“盖有桃林以塞秦之门户，而河西之地复犬牙于秦之境内，秦之声息，晋无不知。二百年来秦人屏息而不敢出气者，以此故也。”
三 战国时期秦国东进与函谷关的设立
既然战国以前有 “桃林之野”、“桃林塞”，却无函谷关，周时置关说与史实颇有抵牾之处，因此，秦时置关便成为学术界的主流看法，具体来说，又有３种不同观点：一是秦献公时，即前384—前362年。汪中说：“函谷之置，书无明文……惟贾谊《新书·过秦篇》云：‘秦孝公据崤、函之固。’则是旧有其地也。秦自躁、怀以后数世中衰，至献公而始大……然则是关之置，实在献公之世矣。”史念海说：“孝公之父献公时，曾与晋战于石门，斩首六万，又与魏晋战于少梁，虏其将共孙痤。战争获得胜利，疆土也会随之扩展。”这样“函谷关的建立，可能就在献公之时。其时正当战国初期”；二是秦孝公时，即前361—前338年。清人顾栋高说：“文（公）十三年晋使詹嘉处瑕以守桃林之塞。桃林即秦函谷关……自秦孝公始置关，以前则但谓之桃林。”梁启超亦主张函谷关入秦，“宜在孝公之世”；三是秦惠文王时。王文楚说，秦置函谷关，当在开始攻取曲沃和焦，占领桃林塞以后。李健超师说，前329年（秦惠文君九年）秦攻占了魏国的焦，至此，秦国已打通了从咸阳通往中原的交通大道桃林塞，并且在桃林塞的隘口上设置了函谷关。宋杰也有同样的看法。
在以上3种观点中，第一、二种观点虽有不同，但其共同的重要立论基础都是贾谊在《新书·过秦篇》中说的“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类似的话也见于《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但贾谊所言“殽函之固”，究竟是以西汉时期说明秦国所处之地理形势，还是指秦孝公当时的地理形势，未免令人疑虑，难以确定。史念海也说：“如贾谊所说不是以当时之地论古事，则秦孝公时已有函谷关了。”由此等条件性词语可知这只是一种臆测，缺乏充分的史实依据。秦孝公时，崤函尚属魏国，而非秦所有。张琦《战国策释地》对此辩之甚明：“惠文六年，魏纳阴晋。九年，围焦。十一年归魏焦、曲沃。十三年，张仪取陕，出其人与魏。后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拔之……阴晋东至陕，正崤、函之道。自惠文六年至后十一年，始克有之。”他认为，贾谊所言，本意是“秦之强，始自孝公，所不暇详耳。孝公元年出兵东围陕，殆出武关，由卢氏以北，实欲取崤、函而未能也。”而“苏秦说时，在惠王元年，巴蜀、汉中、崤、函皆未入秦。
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并将秦函谷关创建推定在秦惠文王八年至后元年（前330—前324年），以下试申证之。第一，从秦占据函谷关时间看。函谷关处在桃林塞东端，战国初期，这一地区连同渭河下游的阴晋（今陕西华阴东南）等地皆属魏国，为魏国河西之地。清人全祖望云：“魏之西河自焦、虢、桃林之塞西抵关洛，其界最广。”魏河西长城及所控制的河西之地把秦与函谷关隔断。秦要东进中原，必须首先占有函谷关及其以东地区，才能打通东进道路。这一努力持续了数十年，历经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秦惠公至秦孝公初的军事试探期。《史记•六国年表》载，秦惠公十年（前390年），秦军东进，“与晋战武城。县陕。”武城在今陕西渭南华州区东，陕在今三门峡市区。此战秦虽得以在陕城置县筑城，但因是越境突击进攻，秦只是短暂占领，魏国不久即重新夺回。秦献公在与魏国的河西之争中，除二十三年（前362年）史载明确收复位于少梁（今陕西韩城西南）东北的庞一地外，几乎没有成功占有什么地方，对函谷关地区也未能稍加染指，自然也就不可能有函谷建关之事。同样，秦孝公除在即位之初（前361年）“出兵东围陕城”外，其对魏国河西之地的攻击，主要在今陕西渭北地区和渭南河曲地带，相当于今陕西华阴以东、黄龙以南，洛河以东、黄河以西地区。其“东围陕城”，属军事试探性质，旨在体现和张扬其东进扩张的精神，为其刚刚发布的求贤令，征聘“宾客群臣能出奇计强秦者”服务。因而此战规模可能不是很大，也未能占领陕城。随着战争的进程，秦魏河西之争战场可能涉及函谷关地区，但未有证据说明秦疆域也扩展到此。秦惠文王六年（前332年），秦始向东越过魏河西长城，占领魏之重镇阴晋，更名宁秦。阴晋在函谷关之西，是东去函谷关的东西交通干道必经之地，可知在未取阴晋之前，秦不可能越过阴晋而据函谷关。秦取阴晋后，打通了自咸阳沿渭河南岸东趋崤函的交通线，以此为标志，秦对函谷关及其以东的攻取明显加速，进入第二个阶段，即军事占领和经营期。秦惠文王八年（前330年），秦在北路攻取魏雕阴同时，以樗里疾为主将，率南路军，首尾历经两年先后攻取曲沃、焦。曲沃在今三门峡陕州区大营镇菑阳河东岸，黄村和南曲村一带。焦在三门峡市区，二地均在函谷关以东，西距函谷关40—50公里。秦军进军路线应是从函谷关沿黄河东岸向东出击。从秦军进军路线和战后魏被迫“予秦河西地”的结果看，函谷关等地当是在此时由魏改属秦。而“函谷关”“函谷”之名，在《史记》等文献中也最早出现在秦惠文王时期，客观上印证了这一史实。随着秦惠文王八年秦占有函谷关地区，秦国始具备了建立函谷关的地理基础。而在此之前，秦国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到敌对的魏国控制区去建筑函谷关。
第二，从秦占函谷关地区后的军事攻守态势看。秦占函谷关后，魏国仍然占据着函谷关以东的陕城。秦惠文王十一年（前327年），秦“归魏焦、曲沃”，三地重新连成一片，与秦形成对峙。如此，秦占函谷关虽控制了东西交通的咽喉要地，但秦东部关防仍存在重大缺陷，表现为：（1）陕、焦和曲沃皆是崤函古道上重要的战略要地，中原与关中的交通必经于此。尤其是陕城，是崤函古道交通的枢纽，东段的崤山南北两路在此合为一道，与西段交汇，由此向西经曲沃，可直通秦函谷关；向东去新安，或东南赴宜阳，越崤山而抵伊洛平原。陕城之北有太阳、茅津渡口，可通河北。魏国占据陕、焦和曲沃，既可以随时堵塞崤函古道西段交通，控制与东段的联系，阻止秦军出关东进，又可以很方便地沿古道西进威胁函谷关。还可以控制黄河上的茅津、太阳等重要渡口，掌握黄河天险及南北交通要道。对东进势头正炽的秦国而言，如不夺取陕、焦和曲沃，即便拥有函谷关，也无法完全控制崤函古道西段，向东方推进。（２）关是掌控交通线路的军事设施，秦函谷关虽扼守东西交通咽喉，但在函谷关以东陕城以西间，还有几条岔路，可以转入它途。如在陕、焦附近，可由太阳渡、茅津渡，北渡黄河，越中条山，而至于河东。太阳、茅津两渡皆为连接豫西与晋南的要津。春秋崤之战，晋军由太阳渡南渡黄河伏击秦军。三年后，秦雪耻伐晋，亦于此南渡，至崤陵封尸而还。往西，在灵宝可溯秦函谷关所傍的弘农涧河，越崤山而至于洛河上游。这几条岔路，距函谷关都不很远，虽不适于使用较大的兵力，但都可以不经过秦函谷关，而迂回进攻关中，从而分散秦对关东诸侯防御力量，减弱秦函谷关对东西交通的控御程度。
秦函谷关防御战略的最大特点是将交通隘道控御与山地要塞防御连为一体。秦函谷关和陕、焦、曲沃，基本沿黄河处于一条直线上，从东方而来必须经过陕、焦和曲沃这些道路沿线的重要城邑。早在西周时陕即为天下之中，王畿以此划分东西，战略地位历来为人称道。如顾祖禹说其“内屏关中，外维河、洛，履崤阪而戴华山，负大河而肘函谷，”“据关河之肘腋，扼四方之噤要。”“先得者强，后者至散，自古及今不能易也”。焦、曲沃与陕相邻相近，形势亦大体相仿。崤函古道交通将陕、焦和曲沃三地与函谷关纳入同一战略区域，相互依存关系紧密。这可从楚、齐联军北围曲沃、于中之战中得到印证。秦惠文王后元十一年（前314年）秦第三次攻取曲沃，次年楚怀王命三大夫张九军，北围曲沃、于中，齐国也派兵助楚攻秦，攻克曲沃。杨宽分析说：“曲沃在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南，正当函谷关东北。于中在今河南西峡县东，正当武关以东。”秦相继占领后，两地“成为秦从函谷关与武关伸向关东之左右矛头，对楚造成严重威胁。”“楚发大军围攻曲沃、于中，目的在于解除秦从函谷关与武关向外进攻之威胁。”秦惠文王因此“患之”。《史记》卷四十《楚世家》记云：“秦欲伐齐，而楚与齐从亲，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张仪免相，使张仪南见楚王”。张仪以齐、楚绝交为交换条件，进献商于之地，造成楚齐反目。秦反攻楚军得胜，夺回曲沃。正因如此，一些史家将战国时期的崤山、函谷关一带的军事防线通称为函谷关。《水经注》卷4《河水》：“河水自潼关东北流，历北出东崤，通谓之函谷关也。”《读史方舆纪要》卷48《河南三》：“崔浩曰：‘东自崤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号为天险。’所谓秦得百二者，此地是也。”就攻守战略而言，关东欲入关中者，只有越过崤山，攻破陕、焦和曲沃，才可立马函谷关下，而秦得陕、焦和曲沃，不仅可以在函谷关以东再形成一道外围防御，与函谷关防线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庞大而完整的战略防御区，又可因事乘便从函谷关东出，以陕、焦和曲沃为基地和跳板，进取中原。而后者，对于东进势头正炽的秦国而言，其意义尤为重要和迫切。所以，秦国在占有函谷关地区的同时，即开始对陕、焦和曲沃三地全力攻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东进拓土，对秦而言，是为了使函谷关控御和陕、焦及曲沃城邑防御有机联系起来，形成交通隘道控御与山地要塞防御的共同体，并营建向东进取中原的基地和跳板，这两件大事相辅相成，函谷关的设置也如影随形，成为综合其事的集中反映。
第三，从秦占有陕、焦和曲沃时间看。秦惠文王八年至后十一年（前330—前314年），秦曾先后三次攻取焦和曲沃，第一次在前330—前329年，时隔三年秦又归还了二地；第二次前322年秦攻取曲沃，不久即又归还于魏；第三次于前314年最终攻占了焦和曲沃。函谷关之名最早见诸记载在前318年，《史记》卷40《楚世家》：楚怀王“十一年，苏秦约从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从长。至函谷关，秦出兵击六国”。是年即秦惠文王后七年，则秦第三次攻占焦和曲沃已超出函谷关置关下限，当与此无关。只有第一次和第二次与之相关，秦置函谷关当在这一时间内。蔡坤伦将此推定在秦惠文王后三年（前322年）至七年（前318年），即秦第二次攻取曲沃至前318年五国合纵攻秦间，似有不妥。因为这一见解只注意到了秦占焦和曲沃与秦置函谷关的关系，而忽视了秦“伐取陕”的意义，而这恰可成为秦置函谷关的重要时间坐标。《史记》卷6《秦本纪》将其事记于秦惠文王十三年（前325年）：“使张仪伐取陕，出其人与魏。”卷15《六国年表》则置其事于秦惠文王后元年（前324：“相张仪将兵取陕。”卷70《张仪列传》云：“仪相秦四岁，立惠王为王。居一岁，为秦将，取陕。”惠文王称王为前325年，“居一岁”为前324年，当以前324年为是。“是时秦已占有河西、上郡，并在河东占有汾阴、皮氏等邑，更在河南占有陕，从此黄河天险全为秦所掌握，对东方六国压力甚大。”与焦和曲沃相比，陕城的战略位置显然更高一些，这从秦对陕、焦和曲沃三地不同的占领和控制方式可以看出。对陕城，秦是争而必得，得而必据，采取的是一次性直接军事占领的方式。对焦和曲沃后者则是取而复归，归而再占，前后三次，历时26年，取与归既取决于秦“连横”“散纵”外交考虑与需要，也与秦占陕所获得的巨大战略优势有关。秦占陕之举，可谓一箭双雕。既在函谷关以东建立一个楔入中原的桥头堡，陕城成为秦人东进中原战略基地，又在焦和曲沃之间插进一个楔子，截断并监视两地联系，使之不敢轻举妄动，也为尔后秦以焦和曲沃为诱饵，拉拢魏国，破坏合纵联盟提供了现实条件。秦自前330年占函谷关后，即便是在前327年采纳张仪连横策略，将第一次攻取的焦、曲沃归还魏国，但函谷关仍一直掌握在秦国手中。秦“伐取陕”在第二次攻取曲沃前两年，其进击当以函谷关为重要基地。即以此为根据地，揆度情理，秦占函谷关后，当已有建关计划和行动，而不会不设关以守，秦在将焦和曲沃归还魏国不久，即“伐取陕”，并得而据之，即当与建函谷关，构筑关城有关，故建关时间下限只能与秦“伐取陕”有关，即秦惠文王后元年（前324年）。因此，将秦建函谷关的时间推定在秦惠文王八年至后元年（前３３０—前324年），是合乎情理的。
第四，从秦建函谷关的目的看。古人设关，首要目的在于凭险阻以求固国安邦。春秋时，晋国主要对手是秦国，双方争夺焦点是对战略要地桃林、崤山的控制。晋为防秦，断其东西通道，故将防御重心置于桃林塞西端，瑕城成为其戍守和控御桃林塞的中心和前沿要地。战国后期，秦经过商鞅变法，国力强盛，积极东进扩张，最大的敌人初是毗邻的魏国，后是山东六国。秦惠文王时秦占领函谷关及其陕城、焦和曲沃地区后，疆域向东拓展，防护地域也大大向东延伸，桃林塞西端的瑕城已然成为内地，失去了边防隘口的作用，自然需要在更靠近东方的地方新建关防。贾谊说：“所谓建武关、函谷关、临晋关者，大抵为备山东诸侯也。”因而秦将关址选择在靠近桃林塞东入口的函谷建关，实为必为之策。当地险山夹河，历史上原本有“函谷”“函谷山”等地名。《水经注》卷四《河水》：“烛水又北入门水，水之左右，即函谷山也……《地理志》曰：烛水出衙岭下谷。《开山图》曰：衙山在函谷山西南。”《后汉书》卷1上《光武帝纪上》李贤注：“函谷，谷名，因谷以名关。”此后秦与山东六国的攻守连横一直围绕着函谷关一线展开，关中防御的重心也在函谷关。函谷关的设置为秦的巨大成功奠定了基础。
秦函谷关建关后，桃林塞及瑕仍然存在。秦封泥有“桃林丞印”，有研究者称，此当为桃林塞之丞，为秦内史属县。战国后期，秦占瑕之后，更名为胡，置县。秦封泥有“胡印”、“胡丞之印”。《史记》卷79《范雎列传》载：秦昭王二十八年（前279年），“王稽辞魏去，过载范雎入秦。至湖。”《索隐》：“按：地理志京兆有湖县，本名胡，武帝更名湖，即今湖城县也。”胡又称“湖关”。前引《史记·范雎列传》殿本作“范雎入秦。至湖关。”《水经注·河水》：“河水又东径湖县故城北。昔范叔入关，遇穰侯于此矣。”《汉书补注》：“《范雎传》王稽载雎入秦，过湖关。《索隐》云：‘湖，京兆县。’先谦按：秦时因其地有鼎胡，以名关耳。初县名胡，《索隐》语未晰。”《读史方舆纪要》卷48《河南三》灵宝县湖城“县东四十里。秦曰湖关。王稽载范雎入秦，至湖关，即此。”秦之胡县由晋之瑕邑发展而来，其设置时间当在秦惠文王六年（前332年）秦取魏阴晋之际或稍后，最晚不迟于秦惠文王八年（前330年）秦取焦与曲沃。灵宝阳平镇王家岭秦人墓地，东距秦函谷关约30余公里，西距秦胡县东南2—3公里。墓地规模庞大，东达阳平河西岸，西至故县镇高柏村，面积15平方公里，已发掘战国墓763座，分四区，其中，一、二区为战国晚期，系驻守的秦军将士墓，三区为秦末至西汉初年，出土有“胡市”印记的战国陶釜，第四区为西汉早期。在南寨子村附近还发现部分夯土城墙遗迹及大量战国和秦汉时期的筒瓦及板瓦残片。由瑕、胡关系和王家岭秦人墓地考古发现看，秦当置有湖关，至少胡县又称湖关，仍为秦之关塞亭障。只不过它原来桃林塞防御中心的地位，随着秦函谷关建立，已被取而代之。大约在前249年秦置三川郡之后，胡县（湖关）已然发展成为一座相当繁荣的城邑。
四 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 “桃林之野”是西周著名的官营畜牧区，“桃林塞”是春秋晋国为防秦而建立的一道绵延的防御体系，它们与秦函谷关关系密切，但既不是函谷关，也不是其前身。秦函谷关是秦为控制这一战略要地，初为备魏，后为防山东六国，于秦惠文王八年至后元年（前330—前324年）在桃林塞东入口设置的新关隘。秦函谷关始建年代，直接关系到如何评价秦函谷关的作用及战国秦的军事战略，是秦史及中国交通史、军事史的重要课题。以上对秦置函谷关时间的推断，只是从现存的数据中找出的比较可信的说法，同时也期待能有新的相关文献和考古资料的出现来最终解决这个问题。
（注：本文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9年第1期，第54-64页。为阅读方便，已省去注释。）
作者介绍：
李久昌（1960—），男，山东菏泽人，历史学博士，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豫晋陕黄河金三角区域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历史地理、区域历史
暨南舆地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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